陶行知生平简介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竭尽全力，奉献教育，他用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学说。陶行知的一生是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光辉一生，陶行知的崇高师德和奉献精神，堪称“万世师表”，永远是人民教师学习的楷模。

1、 少年时代的陶行知（1891——1917）

陶行知原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市的歙县（该县是我国文房四宝县）黄潭源村。家境清贫、父亲经营酱园，后破产务农，母亲是一个慈祥勤俭的农村妇女，后在县城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当勤杂工。其父给幼小的儿子取名文浚，意思是希望他长大后有所作为。

1896年，陶文浚刚满六岁，由场村蒙童馆先生文秀才免费收为弟子，由于聪明好学，曾在三刻钟内熟读和背诵《左传》43行，在学习上显露惊人的聪明。

1906年，陶文浚，因崇一学堂英籍校长唐俊贤喜其聪明勤劳准予免费吸收他为崇一学堂第十七个学生。年轻的陶文浚从小热爱祖国，座位上及寝室墙壁上均写上了“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出力。”

1908年，因学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于崇一学堂。善于思考的陶文浚想学医，将来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于当年考上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学医。该校也是一所教会，要求学生信教，才能享受优厚待遇，因为陶文浚不信教而受到歧视。入学三天即愤而退学，回到歙县老家自学英语。

1909年，行崇一学堂唐俊贤校长的资助，他考上了南京金陵大学预科汇文书院成美馆学习（成美馆即今日南京金陵中学的前身）。

1910年，他转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出类拔萃，还担任了《金陵光》中文版主编，发表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并组织爱国演讲，举办爱国捐献，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激励同学从小努力，同心同德，使中华民族大放光明于世界。

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前夕，正值暑假期间，陶文浚回县参加辛亥革命地文起义。

1914年，陶文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发表在《金陵光》学报上，其中阐述了“共和与教育”的关系，“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英与智之；觉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提出了教育兴国的主张。

当年，陶文浚受人资助，考上了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1915年获该校政治硕士学位。

1915年秋，陶文浚认识到在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及民主主义，除向民众实行教育普及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他毅然离开伊利诺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依靠义和团赔偿金为“半费生”。受杜威教授、孟禄教授、基尔巴拖里科教授、斯拖雷也教授等的指导，尤其是在斯拖雷也教授手下研究美国大众教育行政问题。这些都给回国的陶行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大众教育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7年夏，陶文浚在哥伦比亚大学获该校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他谢绝了美国孟禄教授让他申报博士学位的好意，怀着“要使全中国人民教接受教育”的宏愿，回到了苦难的祖国，踏上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征途。

2、 提倡教育改造时期（1917——1926）

1917年，陶行知留学回国后，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先后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主张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1917年，由黄炎培先生倡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陶行知，被吸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特别会员”，1918年5月撰写《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此文提出生利、利群的职业教育宗旨。

1918年，他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教务处主任。当年五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成立，陶氏担任该科主任。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陶行知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配合新文化运动，并针对当时教育的现状和弊端，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张。反对“沿袭陈法”的封建传统教育；反对“仪型它国”的洋化教育。提倡要做具有开辟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第一流教育家，进行教育实验。“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当年五月，陶行知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全部课程之“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先后发表了“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章。提倡“教学相长”，主张教与学结合，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他担任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出版的“新教育”主编，为突破教育的老传统，改革旧教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20年，他促成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次招女生，并与北京大学相约，开放女禁，招收女生。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南大学，陶行知兼任教育科主任。同年九月，与黄炎培、郭秉文等到上海码头迎接孟禄博士来华作科学教育之调查与讲学，历时四个月，陶行知奉陪，并兼当翻译。同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宣布成立，陶氏担任主任干事要职，提出教育革新运动必须具备开辟和试验精神。孟禄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实况，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

1922年，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对于新学制的历史》、《评学制草案标准》和《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评论过去学制不健全，表现在“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要修订出适合国情的学制。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先保存它，不适用的就除掉它。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

1923年，与同仁姚文采先生创办南京安徽公学（即今日南京市第六中学的前身）。陶先生提倡要有科学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学问；用美术的精神在事上去谋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锻炼应变。

同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举办国民音乐会，提倡国民音乐来陶冶国民精神。

当年陶行知与朱其慧、黄炎培、袁观澜等发起成立中学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与朱经农合编《平民教育千字课》四本。发行三百多万册。要使不识字者能识一千字：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身体力行，南北奔走，亲奔走于安徽、江苏、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山西等省市，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商店、街头、庙宇、监狱去推行平民教育。创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平民读书处，平民教育风靡全国，达到高潮。陶行知公而忘家，逢年过节，往往都是旅途中过的。他写诗：“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他的希望是：“处处读书，人人明理。不能以普及四个月一千字的教育为满足，应当随国民经济能力之改进，将他们应受之教育继续增高到养成健全的人格，才能安心。”

恽代英同志对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下乡运动的思想与实践极为赞赏，认为最好的农村运动仍是平民教育。他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25年，他应冯玉祥邀请，与许士骐赶编《军人千字课》，深入冯军驻区，推行士兵识字教育。

3、乡村教育时期（1926——1930）

1926年开始，陶行知的视线由研究平民教育转到了乡村教育。先后发表了《全国乡村教育改造的宣言书》、《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重要文章。研究和制订了全国乡村教育运动计划。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乡村教育是远东的一种伟大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都要重视这一问题。中国农民问题解决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问题也解决了。”是他第一个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他又指出：“以农立国的中国，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提倡教育要与农业携手。通过乡村教育，要叫人生利，要叫荒山成林，要叫瘠地长五谷，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要使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成快乐的活神仙。”他亲笔起草了乡村教师十八条信条。提出要向农民烧“心香”，指出农村教育如何为农村开发、生利和建设服务。然而，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一文中有力地抨击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弊端：“教人离开乡村往城里跑，叫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叫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教穷的格外穷，弱的格外弱。”陶先生大志疾呼，中国的乡村教育必须来个彻底的改造！乡村教育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三亿四千万人民的幸福，办得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叫人下地狱。乡村教育是改造乡村的灵魂。可见乡村教师在改造乡村中的重任！“国家托命于师范教育是决不容我们轻松放过的。”“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

陶先生以改革乡村教育着眼，从改造旧师范教育着手。晓庄师范成为生活教育的第一个实验基地。

1927年3月15日，陶先生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抛弃高官厚禄，心中怀着“四个一百万”，即“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募捐一百万元，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伟大宏愿，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先生自觉下乡，来到了南京北郊的劳山脚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因为地点晓庄村，故称晓庄师范。其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为目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师资。拒收书呆子、文凭迷、小名士三种人。经过演讲和开荒考试后，第一批招收了十三位学生。

陶先生反对死教书，死读书，提倡活教书、活用书。晓庄师范的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礼堂取名为“犁宫”，门边书写对联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食堂取名“食力厅”，要求学生自食其力。人民第一，陶先生要求学生与农民交朋友，建立“会朋友去”制度，尊称农民为农友。

中国新教育的曙光从晓庄升起。陶先生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倡教育与社会生活实践、教育与生活劳动、教育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开放的教育，反对鸟笼式的封闭的陈腐的三脱离的封建传统教育。主张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陶先生把“老山”改为“劳山”、“小庄”改为“晓庄”，还根据晓庄农村民歌改编了锄头舞歌，这首歌便成为晓庄师范的校歌，流传全国各地乃至今日。

1928年，陶行知协同浙江省教育厅蒋梦麟、沈定一，创办了湘湖乡村师范，委派晓庄师范首届学生操震球、王琳、程本海、李楚才前往主持工作，操震球担任首任校长。陶先生亲自到校进行教学做合一的研究及指导。湘湖师范素称为浙江的晓庄。晓庄师范的办学思想和精神在湘湖师范得到了发扬。

1928年，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成立。刘季平任党支部书记。

1929年春，陶先生又派晓庄学生李友梅、吴庭荣、蓝九盛等到淮安创建新安小学，陶行知兼任校长，后派汪达之任校长。举世闻名的新安行团就是该校推行生活教育理论的一次创造性的实践。

1929年，陶行知获得上海约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学位。

1930年4月，由于政治原因国民党当局派了一个连的反动军警，强行封闭晓庄师范，石俊等13位校友被害，陶先生被明令通缉。陶先生起草护校宣言书，派学生送北京京报发表。宣称：晓庄的门可以封，但晓庄的笔、晓庄的嘴、晓庄热爱人类的爱心是封不住的。心爱的晓庄师范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陶先生被迫流亡到日本。

4、普及教育时期（1931——193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的通缉令还没有解决，陶行知秘密回到上海，担任《申报》顾问。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中，写了一百多篇杂文。编辑成《斋夫自由谈》一书。

同时，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陶先生流亡日本期间，重点考查了日本社会，研究了日本现代史，发现日本之所以强盛，工业之所以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当局重视教育的改革和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而且中国学校的科学教育脱离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变成“洋八股”，科学知识为少数人专有。针对这一现状，陶先生提出“科学下也要造成一个电化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他还指出：“做一个现代化的人，必须懂得现代化的知识，学会现代化的技能，感觉现代化的问题，并以现代化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他邀请了戴白韬、董纯才、方与严、陶宏等晓庄学生。联合了当时从欧美归国的高士其、丁柱中等科学家，在上海创办了自然学园，搞科学试验和科普创作。并与陈鹤琴等主编了《儿童科学丛书》101本。

1932年，陶先生又同自然学园的朋友办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以造就科学的儿童和科学的民众，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科学拭目以待世界。陶先生高瞻远瞩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他说：“在科学的世界里要有科学的中国，科学的中国有科学的孩子们创造。”为了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受到科学教育，借私人广播电台，创办“空中学校”，向人民宣传科普知识。

可见，陶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而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努力使自然科学走出象牙之塔，下嫁给人民群众。陶先生对科普事业的贡献永载史册。

1932年，陶先生在上海宝山县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之生活教育。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集团，这三种生活缺少一种便是残废的教育。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三者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这是一所唤醒人民、组织人民向大自然进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教人民革命的学校。创立了“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陶先生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们想要起死回生，整个民族须以最敏捷的手段，实施下列六个培养：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培养普遍的生产能力；培养普遍的科学能力；培养普遍的识字能力；培养普遍的运用民权的能力；培养普遍的节制生育的能力。”陶行知发明的小先生制先后在28个省市推广，使全国的普及教育运动推向高潮。他还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助成会。与此同时，还主编了《生活教育半月刊》，出版了《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知行诗歌集》、《老少通千字课》等著作。

陶先生还积极支持新安小学组成的“新安旅行团”。让孩子走上社会，旅行修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行程五万里，途经22个省市，历经18年头。这是陶先生在抗战时期把“小先生制”运用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种崭新的有效方式，是在中国和世界儿童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1934年，陶行知更名为陶行知。撰文“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写了著名的三代诗，即“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行知行不断循环往复，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衙”。

从文——知行——行知——　　，反映了陶先生哲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5、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1936——1944）

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陶行知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亲自担任社长，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团，推行国难教育。他与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何香凝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陶行知先后出席了“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新教育会议”。

陶行知先生执笔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提出了教育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教育是人民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人类解放的武器。

1936年7月，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名发表《团结御侮》文件，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了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奔走呼号，历经十年零一个月，向华侨和全世界人民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得到了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内发生“七君子”事件时，陶行知闻讯后万分愤慨，征得其教师杜威的同意，以杜威的名义团结了爱因斯坦、罗素、甘地等全世界16个名人联合打电报给蒋介石，营救“七君子”。为此，陶行知再次被通缉。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先生一向景仰无产阶级领袖、导师马克思。在工学团时期，与蔡元培、章乃器联名发起举行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

1936年，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后，与吴玉章同志到英国伦敦海格公园瞻仰马克思墓，并写了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陶行知将国难教育运动改为“战时教育”运动。

1938年，陶行知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口号，他又把“战时教育运动”改为“全面抗战教育运动”。即不分前方后方，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接受战时教育，动员和教育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9月，陶先生结束28个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回到了抗战中的祖国。他宣布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一给的专门人才；二是创办一所难童学校，培养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通过教育方式团结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共赴国难，投入抗战救亡斗争。

1938年11月，陶先生到达桂林。同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总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他根据当时桂林人民群众钻山洞、躲避日寇空袭的情况，提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广西省教育厅接受了这一建议，成立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并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七星岩”最为典型，洞外石壁上写着：“岩洞就是学校，警钟便早上课钟。”

陶先生面向未来，面向新中国。他认为抗日战争中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中，必有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人才，需要从幼苗开始培养。1939年7月20日，在四川省重庆市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上一个古圣寺里，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

陶先生爱惜人才胜过自己的生命，热爱学生胜过自己的儿子。青年和儿童在陶先生的心中最大，他亲自从孤独院里挑选了来自全国13个省的150多位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特长，在普及基本知识的同时，分为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文学、自然、社会七个组，精心培养人才幼苗。

名师出高徒。陶行知先生的崇高人格以及他为国民乐育英才的伟大精神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乐意同甘共苦育英才。音乐组的贺禄汀、马思聪；舞蹈组的戴爱莲；文学组的艾青、艾芜、姚雪垠；绘画组的陈烟桥；戏剧组的章泯，以及翦伯赞、艾思奇等均在育才学校任教。

育才学校的办学方针是：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培养目标是：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侵略的小战士；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军的全面教育和训练。要求学生“每天四问”：即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集体生活是育才学校的基础。培养学生自主、自治、自创的精神和能力，是陶先生探索人才培养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为抗战服务，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为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培养了大批英才。

运用社会力量集资办学，是陶先生一贯的办学主张，他靠朋友的资助创办了育才学校。风里来、雨里去，终日奔忙集资。国民党当局要育才学校改为“国立”育才学校，陶先生拒绝后，他们威胁知名人士不准再给陶行知资助，卡断了集资渠道，再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几乎到了断炊的困境，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陶先生，算了吧，何必背着石头游泳呢？（这是指200个师生象石头一样背在身上，在嘉陵江里游泳，游到江中要被淹死。）陶先生诙谐地对朋友说：“不！我不是背着石头游泳，而是背着爱人在游泳，我要游到胜利的彼岸。”面对困难，毫不气馁，坚定不移，抬头乐干。

中共南方局对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给予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临学校，给师生作抗战形势报告，并对音乐组师生题词：“一代胜似一代”、“为新中国培养一代新的音乐人才”。周思来同志看到陶先生办学困难，拿出400元给陶先生，用于购置体育器具，加强育才小朋友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邓颖超同志把延安粗纺的毛线衣送给陶先生御寒。（此件毛线衣放在陶馆展出）

抗战胜利，为了和平建设新中国，国共谈判，毛泽东同志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到机场欢送，并合影留念。重庆育才学校是陶先生晚年期间进行生活教育实践和活动的主要实体，是培养人才幼苗的进行特殊教育试验的一所蜚声中外的新型进步学校是一座民主堡垒。

6、民主教育时期（1945——1946）

1945年抗战胜利，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提倡“民主教育”运动。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真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教育。此时，他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党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办《民主星期刊》，将《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

1946年1月，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培养民主斗争的骨干力量。校址设在重庆管家巷28号，开设政治、经济、文学、新闻、教育、民间艺术等系。陶先生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新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聘请李公仆、孙起孟、黄炎培、方与严等任教育系教师；浦熙修、章汉夫、罗隆基等任新闻系教师；张友渔、邓初民、王昆仑、翦伯赞、马寅初、章乃器为政治经济系教师；力杨、胡风、茅盾、郭沫若、邵基麟、冯雪峰任文学系教师；民间艺术系任教的有庄严、钱风等教师。

1946年4月，陶先生离开重庆到上海，路过南京去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总理，又到晓庄小学看望了小朋友。

陶先生到了上海，积极投入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三个月时间，他在学校、工厂、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多次，进行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6月23日，陶先生在上海北火车站十万群众欢送雷洁琼、马叙伦等人民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大声疾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人民民主的激流，吓坏了蒋介石。

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先后杀害了李公仆、闻一多。7月16日，陶先生给育才学校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说：公仆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将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之结束，不会是生活教育社和育才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你们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美人不能动，要有这样的德性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7月23日，暗杀陶行知的黑名单已传出，陶行知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陶先生给吴树琴夫人的信中说：“……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的，望你不要悲伤。你有决心、有虚心、有热心，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这基础。”

7月24日夜里，陶先生通宵整理十万字的诗稿。7月25日清晨，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刺激过深，不幸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一样，终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逝世的噩耗传出，一颗巨星落地，育才失导，痛失人师，四海同悲。周总理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而什维克。”

上海、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在延安的追悼会上，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号召全国200万共产党员向陶行知先生学习。

朱德同志的题词是：“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

宋庆龄同志的题词是：“万世师表”。

同年12月1日，陶行知的灵柩由上海运抵南京晓庄安葬，南京各界人士和晓庄人民男女老幼设路祭迎接灵柩到来，53个人民团体联合负责安葬陶先生，安葬在劳山脚下的生活教育发祥地晓庄村。

人民教育家人民爱，教育和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陶先生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践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献身精神，求真创新、开拓前进的精神，艰苦创业、抬头乐干和爱满天下的精神以及他万世师表的高大形象深深扎根于人民中间，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举行的陶行知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陶行知的一生，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时，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为中华民族谋取解放，为中国教育探求新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怀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精神，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发展人民教育，为整个民族的利益造就人才，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念的贡献。陶行知的一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

李鹏总理指出：“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受他直接教育的时间甚为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这深，确给我当时少年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前夕，李鹏总理又指出：“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陶行知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